引言
最近一直在学习韩语，顺带了解了很多泛泛的语言学的知识。都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语言学的范式，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汉语，也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实。本文着重探讨普通话的语音学的相关内容，主要揭示一些普通话语音相关的有趣事实，内容比较随意，并不系统和严谨，权当一乐就好。
拼音的音位
本节主要参考了维基百科 Standard Chinese phonology 条目。首先要指出的是汉语拼音的单个字母和发音没有固定的一一对应关系。比如 ie 这个音，绝不是i音和e音连起来，其中的字母 e 表示的不再是 e 单独出现时的发音。如果在注音符号系统里看，就非常清晰了，ie 的注音符号是ㄧㄝ，而 e 的注音符号是ㄜ。两个音素在汉语拼音系统里是同样的字母代表，但其实发音不同。这种现象在拼音系统中大量存在，所以汉语拼音中的韵母部分最好是整体理解，拆开“拼”音事实上并不怎么行得通。
声母部分，值得一提的是 bp，gk，dt 之间的送气不送气对立。汉语里这些音都没有声带振动，全部是清辅音，因此国际音标都是 p，t，k，只不过送气音后边有h的送气上标标记而已。一般来讲，一种语言里对于这些辅音只会用到一种对立，要么是清浊对立，要么是送气不送气对立。当然也有些语言（包括一些汉语方言）里清浊送不送气中的三或四种音同时存在，还有韩语这种一个清音都能靠送气量搞出三重对立的语言（当然发音器官紧张程度和发音调值也略有不同）。不同语言中的该对立可参考该条目。如果是只接触过英语作为外语的汉语母语者，可能并不能很好的注意到这一点。原因就是英语的清辅音也大部分时候自带送气效果，所以中国人的耳朵大部分时候可以很好的分辨这种对立。但比如清辅音在s后面时，英语母语者就不再送气，对于汉语母语者，sp，st的听感就和sb，sd一样，甚至很多国内教材也是这么教的。你要说这里的b d 是汉语的 b d 发音，那确实就是，毕竟汉语里是假 b d，不过是不送气的清辅音而已。但这音绝不是英语或是国际音标意义下的 b d 发音，去看看这些单词的音标就知道了，依旧标注的 p 和 t。英语母语者发的也是 p 和 t，根本就不存在遇到 s 发成对应浊辅音这种规矩。关于 s 后的清音不送气以及其听感，可进一步参见这一讨论。当然英语例子很不好，既不是典型的清浊对立（浊音在单词头尾有明显的清化现象），也不是送气不送气的对立（清音某些位置不送气），通常英语中把 bp 之间的对立称为 fortis-lenis 对立。这也是为什么只接触过英语的人，很难意识到这些辅音里存在着不同的对立：汉语的b其实是个假b。事实上只需学一下法语等语言，当第一课你就发现 p 也听起来是 b，b 听起来还是 b，老师告诉你这是两个不同的音时，这种多重对立就很好的被揭示出来了。
鼻音里的/ŋ/，汉语和英语一样，只能出现在元音后不能出现在元音前。当然大量汉语方言，该音可以出现在元音前，尤其是零声母前更容易出现该音，想象一下某些北方方言说“俺”这个字的时候，就明显前面补了这个辅音，而普通话里零声母前边其实也有一个音/ʔ/补上了。
至于元音，汉语的元音随着结合音节的不同，往往发生改变，只不过很难注意到罢了。比如拼音 yan 和 yang 里的 a 的发音并不完全相同。声母和韵母的排列组合虽然有好多，但有些比较难发没有对应汉字，最后大概只有400个左右的音节（不考虑声调）。当然也有很多音节挺好发的，但依旧没有字对应，比如 dü，或者 tiang，duang，len，cei 等。所有汉语有汉字对应的音节，可以参考该表。
声调
汉语是声调语言。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声是55，非常之高。这可能也是外国人听起来说汉语都像在吵架的原因之一。而很多东南亚的语言平声的调值都较低，这使得这些语言听感上更柔和些。还有三声的拐弯是很奇葩的存在，这使得该声调的饱满发音时间较其他声调更长些，这也应该是三声在实际使用时，会产生很多语流音变，退化到其他声调的原因。不过普通话声调对音痴还是很良心的，声调可以靠变化走位来分，不怎么变的，往上挑的，拐弯的，往下砸的。更多的声调语言，还会单纯依靠音调高低来区分不同声调，这可能对音痴就有点不友好了，比如粤语就有音高不同的多个平声。
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是轻声，轻声的音高取决于前一个字的声调，比如喇叭的叭就比兔子的子音高要高不少。由于有“要事”和“钥匙”这种最小对立，掌握轻声（什么时候用，不同情况怎么发），也成为了普通话的必须。不过台湾的国语轻声几乎不存在，没有儿化和轻声，再加上平翘舌音区别不明显，台湾的国语语音系统比普通话要容易不少。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普通话写的歌词。普通话歌词的声调和歌曲的曲调不一定匹配，这就会出现“倒字”。也就是歌曲里的普通话声调乱掉了。试想“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其中你明显变为了一声，小也变为了一声。如果填词稍微晦涩些，且大面积倒字的话，那么无论歌手唱的多么清晰，听者都无法获知歌词的具体内容。听普通话歌曲很难准确知道歌词内容，也不一定是歌手口齿不清的锅，大部分时候是填词人倒字太多。当然也有一些良心填词人，会尽量使得填词的字的声调与歌曲的旋律相匹配，这无疑极大提高了填词的难度。不过在粤语歌曲里，似乎倒字的情况比普通话歌曲轻微，当代普通话填词基本处在放弃治疗的状态，不大会管倒字了。一但歌词声调与歌曲匹配，除了更容易听懂歌词内容以外，还有大声朗诵歌词直接像在唱歌的附加效果。或者唱起“你也说聊斋”，有没有感觉到倒口出了一股山东味？去查查填词人的家乡吧，哈哈。
语流音变
在快速进行的语流中无论是声调还是发音都会发生很多变化。
非声调的例子比如句末感叹词啊。“好胖啊”，“好气呀”，“好土哇”，“好看哪”，“吃（了）啦”。这几个句子实际上都是同一个语气词“啊”，正因为前边的字的末音节不同，导致最后字的发音结合了前者末音节的特征而发生变化。在最后一个例子中，le 的音直接被 a 吃掉，变成了 la。再比如快速读广播时，实际发音可能更接近 guambo。豆腐发音更接近 douf。这些都是典型的 syllable reduction 的例子。
当然这级别的音变和韩语比算是很良心的了。
声调的语流音变则更加明显，在日常会话中，很少有人饱满的发完每个字的声调，而是各个声调间产生了相互影响。更严格的，还有一些声调变化即使在新闻联播都会发生。最常见的就是三声多连击。如果两个三声字在一起，前者发二声。比如“你好”，其实发音是“泥好”。有些人无法接受，总觉得两者发音不同，那你就找些自然语料做盲测好了，语音学最忌讳“我觉得如何如何”的论调。三个字的词都是三声时，情况则更有意思。比如“展览馆”读成223声。而“总导演”读成323声。至于“韦小宝”，你会发现明显的姓“韦”字的声调，不同人出现了不同的选择。最神棍的是普通话的这种变调系统还能用到英语上去，试读“小 professor”和“小 lecturer”两词，前者的小音变成了二声，而后者的小基本保留了三声的形态。这说明汉语母语者把 pro 这个音节潜意识里处理成了三声，对于英文的潜意识声调处理，也是很有趣的课题。至于更多的三声音节堆在一起的时候（比如电话号码充满了 5 和 9 的情况），那就得纯靠节奏感了，母语者之间可能也会发生分歧。
还有比较神出鬼没的变调，就是一和不两个字的变调。“一心一意”，“不买不卖”，两个字的音变非常明显，但母语者几乎自然说出，从没主动意识到变调，尽管“不买不卖”这种词以前也没学过。“七”，“八”两个字在普通话系统中，也处在类似变调的边缘位置。比如八万可以读成拔万。这似乎有点东北方言的意思，但事实上七八两字的变调，也是普通话的一部分，只不过大部分人不太说罢了。而在东北方言中，更多的字产生了类似变调系统，比较典型的是“没”字。
当然普通话的变调系统和一些本来声调就多，变调也“神出鬼没”的南方方言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拉丁化方案
最后谈谈基于普通话语音的拉丁化方案都有哪些。最著名的自然是50年代的汉语拼音方案，但该方案的初衷是充当汉语的文字而非汉字的注音系统，因此很多部分的设计可能没有完全照顾发音的规律，而是兼顾了作为文字的要求。值得指出的是，甚至简化字本身都被指定为汉字拉丁化的过渡阶段的替代物而已。这种汉字拉丁化的极端思潮，曾经一度相当主流，直到文革后推行的第二批简化字遭到反弹并最终废止，标志着汉字拉丁化不再是政府层面对待中文的发展方向。
一方面，这是因为大家逐渐发现，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和口头语言没有简单对应，这并不是文盲率高的主要原因。把中国六七十年前的文盲率较欧洲高出许多，简单归结为文字复杂难以掌握并不正确。实践表明，完善的基础教育系统快速降低了文盲率，而究竟文字转写系统是方块字还是拼音，差异并不大。甚至简体字对于提高识字率的帮助，依我看也非常有限。香港台湾地区使用繁体字，识字率一点也不低。识字率的最大正相关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的发展和普及程度，与该国语言对应文字的复杂性，关系很微弱。另一方面，计算机的普及，使得汉字的输入变得非常简单（当然也有早期汉字输入方法研究实践的阵痛期）。汉字的复杂性不再成为书写（电子录入）速度的绊脚石，而汉字复杂性带来的阅读可辨别性强的优势依旧存在。从当代角度来看，汉字拉丁化完全失去了任何意义和潜在的好处。甚至可以说，汉字简化在不怎么需要提笔写字的今天，也显得有点遗憾了。电脑输入简体字和繁体字的输入速度完全一致，可辨别性相仿（或者繁体字略高），但同时比对简体字带来的汉字文化圈的一定程度割裂（中新马 vs 港台日韩），似乎有点得不偿失了。我不是简体字的狂热反对者，只是单纯觉得汉字简化这件事情的时机有点遗憾。只需稍微再等上五十年，大家本就会发现简化汉字并没什么必要，最主要的理由提高识字率和加快书写速度都失去了土壤和根据。
其他比较著名的拼音方案是注音符号，英文是bopomofo，不过这只能算是拼音方案，并不是拉丁化方案。但注音符号这一方案仅从注音角度来看，音位对齐的比汉语拼音科学些。当然使用注音符号，还是得另选拉丁化方案来拼写人名和地名。民国时期制定的国语罗马字的转写系统，曾经的国标，完全无人问津。这一系统采取改变元音拼写而非附加符号标注的方式来声明声调。将陕西拼写为 Shaanxi，就源自这一方案。不过由于不同声调的拼写变化比较复杂，实际上并不常用。80年代，台湾将国语罗马字系统修改为了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在这一方案中，恢复了声调标记。不过时至今日，台湾大多数地名的翻译，也以大陆的汉语拼音为规范了。最老牌和广泛使用的拼音方案应该算是威妥玛拼音，这也是 Kungpao，Chinming 等大量英语借词的拼写来源。威妥玛拼音有一个变体方案邮政拼音，这也是 Peking 等拼写的来源。所以严格的说 Peking 一词来源于威氏拼音方案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威氏方案中北京的拼写是 Pei-ching。还有一个共产党曾经在解放区搞得拉丁化方案拉丁化新文字。看这一方案的名字，就知道这方案就是直奔取代汉字而不是拼音去的。毕竟苏联老大哥认为不用字母有声调都是落后语言的特征，那还不赶紧改造。类似的各种拼音方案，从明末传教士到当代民间科学家，从港澳台到美法德，简直数不胜数，毕竟汉字就几百个音节，研究一套拉丁化方案成本实在不高，不同主要方案的转化可以参考此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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